不過，審視法庭形式審查權，可能產生一個問題——《刑事訴訟法》第29條規(guī)定的回避理由中，有一個“兜底”條款，即第29條第4項規(guī)定：“與本案當事人有其他關系，可能影響公正處理案件的 。”“其他關系”，涵義比較廣泛，可以包括可能影響公正處理案件的任何關系 。在這種情況下，合議庭行使形式審查權，判定回避申請者的申請回避理由是否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情形應當說比較困難，因為“影響公正處理案件”的關系可能較為廣泛，而且可能有相當?shù)闹饔^性——不同主體的判斷標準和判斷意見不同 。要回答這一疑問，則需注意法院司法解釋的另一規(guī)范，即限縮法定回避理由中“其他關系”的規(guī)范 ?！督忉尅返?7條（2012年《解釋》第23條）具體解釋了《刑事訴訟法》第29條規(guī)定的回避理由：“（一）是本案的當事人或者是當事人的近親屬的；（二）本人或者其近親屬與本案有利害關系的；（三）擔任過本案的證人、鑒定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翻譯人員的；（四）與本案的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近親屬關系的；（五）與本案當事人有其他利害關系，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 。”由此可見，“其他關系”被限定為“其他利害關系”；如果被申請回避者與本案當事人并無“利害關系”，且不符合司法解釋規(guī)定的其他回避理由，回避申請就可駁回 。這就使形式審查的標準相對明確了 。不過這種限縮解釋，存在一個合法性與正當性問題 。
綜上，探討法庭對檢察人員回避申請的形式審查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需要探討法庭對審判人員回避申請的形式審查權，以及限縮回避理由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問題 。
（二）關于回避理由限縮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對于《解釋》沿用原解釋規(guī)范，將法律規(guī)定的回避理由中的“其他關系”，限縮解釋為“其他利害關系”，筆者認為并不符合立法原意，解釋技術也存在明顯的問題 。對于司法人員的回避理由，《刑事訴訟法》第29條第2項規(guī)定，“本人或者他的近親屬和本案有利害關系的”，第4項規(guī)定，“與本案當事人有其他關系，可能影響公正處理案件的”，結合第2項規(guī)定，第4項所指“其他關系”顯然是指利害關系以外的，可能影響公正處理案件的關系 。但《解釋》第27條第5項，將“其他關系”限縮為“其他利害關系”，顯然縮小了回避理由的范圍，而且第5項與第2項之間實系同義反復 。因為《解釋》第27條第2項“有利害關系”，并非特指某種利害關系，它自身已是周延的概念，第5項再規(guī)定“有其他利害關系”，此處文義即為：有利害關系以外的利害關系 。顯屬語病 。司法解釋為了限制回避理由竟在行文中實際采取了一種不合語法的方式，令人遺憾 。
《解釋》對回避理由的限縮，妨礙了刑事訴訟法中程序公正的立法精神 。回避法制設置的機理，是防止行使司法職能者因為利益、情感、偏見或角色沖突等原因不能公正司法，從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司法者能夠在人情法理的范圍內盡可能無偏私的履行職務 。影響公正司法的因素中，有些比較顯見，如司法人員或其親屬與案件存在利害關系，存在直接、間接的親屬關系，曾經擔任過其他可能構成角色沖突的職務，以及與當事人或相關人員存在不正當交往等 。而有些回避理由，則可能缺乏顯而易見的外部表征，如對案件或對案件當事人有事先的、顯著的好惡（親近和敵視關系），持有明顯的偏見等 。這些情形，如果能夠提供依據(jù)，無疑可以成為當事人申請回避的正當理由，因為個人的親、仇與偏袒等因素無疑會妨礙司法者的客觀公正 。《刑事訴訟法》在親屬關系、角色沖突、利害關系以外，又規(guī)定了影響案件公正處理的其他關系，正是為了將可能影響司法公正的各種因素考慮在內 ?！督忉尅吩诖_認利害關系可以作為回避理由的基礎上，實際上否定了“其他關系”的回避理由，應當說不符合《刑事訴訟法》貫徹的程序公正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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