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為維護土地權益而阻攔企業(yè)生產經營，在法律上，可定性為自力救濟 。如果將正當防衛(wèi)理解為自力救濟的一種，即國家權力來不及對私人進行救濟時，私人可以以自己的力量維護自己的權益 。
但是，與正當防衛(wèi)相比，自力救濟的范圍顯然要大一些，條件顯然也要放松一些 。如正當防衛(wèi)需要對方正在侵害防衛(wèi)人的合法權益，具有緊迫性 。而自立救濟在緊迫性方面，可以稍微降低一些 。
在時間上，正當防衛(wèi)的背景可能是長時間的不法侵害，如長時期的家暴，在某一天，侵害人喝醉酒，加大侵害力度，防衛(wèi)人不得不進行正當范圍，將侵害人殺死 。而自力救濟的侵害時間可能也是長期的，但侵害程序一般具有穩(wěn)定性 。
如今在司法政策上，正當防衛(wèi)較為引起重視，相應的司法意見也出臺了 。不管實踐當中處理個案的效果如何，至少它表明了國家重視正當防衛(wèi)的權利 。但是，自力救濟就沒有那么引人注目，甚至，不斷地遭受打壓 。自力救濟的背后根源是公權力不作為 。
【正當防衛(wèi)屬于以下何種救濟途徑 正當防衛(wèi)與緊急避險屬于自力救濟】與正當防衛(wèi)中，公權力來不及救濟的情形不一樣，自力救濟情形中的公權力是可以進行救濟的 。如針對礦山占用村民土地的問題，礦山污染當地環(huán)境的問題，村民不斷地向有關政府部門舉報、信訪，但沒有得到任何有效的答復，政府部門也沒有行動 。
即使村民到上級部門信訪，最后問題還是轉到縣一級部門來處理，問題依舊 。在這種情況下，有的村民持續(xù)不斷地在網絡上發(fā)帖、曝光，被認為造成公共秩序混亂，觸犯尋釁滋事罪；有的村民多次到鎮(zhèn)政府、縣政府門口信訪，被認為觸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有的村民去堵住生產經營場所的路口，不讓車輛進出，被認為觸犯破壞生產經營罪；涉及金錢往來的，還有可能被認為敲詐勒索罪；等等 。
在一定程度上，這些罪名已經成為打壓維權的工具性罪名了 。尤其在掃黑除惡運動以來，有的村民還被當成惡勢力犯罪，有的在法院階段無罪，有的在法院階段脫惡，有的在法院階段還是被定性成惡勢力 。幾年前被處理完畢的案件，現在又被挖出來，通過言詞證據，改變了跟以前不一樣的定性 。無論如何，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向“不法”的低頭 。
無論是公訴人，還是法院判決，都可能強調，行為人本應該通過理性方式維護權利，不至于通過犯罪的方式來表達訴求 。甚至，公訴人還會表示，案件的背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被告人確實做了這些事情，那就是有罪了 。
但很顯然，這種邏輯是斷章取義的，沒有還原事實真相，是一種機械司法的表現 。即使按照唯物辯證法來看，事物之間是存在聯(lián)系的，沒有背景，拿來的后果 。那么，即使認為被告人構成犯罪，通過背景事實的承認，至少能夠減輕被告人的罪責，這才是一個完整的法律評價 。
因為，下一紙判決是容易的，認定有罪肯定要比無罪要容易得多 。但是，判決的影響力不僅僅在于個案 。即使局限在個案，背后也涉及個案的公正 。嚴格遵守罪刑法定，維權的主觀目的不是為了犯罪，那就不可能是犯罪；即使從有過錯的角度來看，存在一定的過激行為，那也屬于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優(yōu)先通過民事、行政的方式解決，而沒必要上升到刑事犯罪的程度；即使認定為刑事犯罪，也應優(yōu)先通過非監(jiān)禁措施，通過法庭審判，足以使被告人認識到自己的問題 。至于社會效果方面，一紙有罪判決，可能符合了當地政府的意愿，終于打壓了這些人，使這些人不再去“鬧事”，但長期而言，必定是壓制人們的自由，人們只能在侵權面前保持克制、沉默，沒有人愿意往前走一步，而公權力還是依舊不作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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