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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悠悠酒量怎么提升 審判之眼酒量怎么提升(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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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出于安全保障需要 。交通安全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超標車”被廣泛應用于物流寄遞等行業(yè)，已經(jīng)成為繼摩托車之后事故最頻發(fā)的交通工具之一，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群眾人身財產(chǎn)安全，有必要將其作為犯罪處理 。三是目前尚無醉酒駕駛“超標車”不能入罪的統(tǒng)一司法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刑庭法官對已認定犯罪的個案判決結果分析闡述意見，既不是兩高司法解釋，亦不是最高法的正式答復，也不是最高法發(fā)布的指導判例，作為“一家之言”可以供基層司法審判人員參考借鑒，但在最高人民法院無明文指引對醉酒駕駛超標車不宜入罪的情況下，各地審判機關不應據(jù)此采取“一刀切”做法 。
而外地的司法實踐總體上以認定“超標車”為機動車并加以定罪處罰為主 。
?“醉酒”要素分析 。
關于醉酒的標準，目前我國司法實踐中按照不同區(qū)段區(qū)分行為人的責任，即不滿20mg/100ml的不屬于酒駕；滿20mg/100ml、不滿80mg/100ml為飲酒駕駛，給予行政處罰；滿80mg/100ml則構成醉酒駕駛，將面臨行政處罰和刑罰的雙重處罰 。
對此，學者認為法律法規(guī)僅考慮到血液酒精含量這一因素，并不能真正地衡量飲酒量對駕駛人員的實際影響程度，甚至會導致不公平的現(xiàn)象，具有客觀歸罪嫌疑 。因為醉酒程度與人的酒量和身體狀態(tài)等密切相關，酒精含量并不能準確反映出飲酒者的意識和反應狀態(tài) 。
還有學者認為，單純以數(shù)字來判定就要做到數(shù)字最大程度的精準化，畢竟當駕駛人員從飲酒到被查獲再到血液被送檢，血液中的酒精濃度存在動態(tài)的變化，當進行酒精檢測時，由于酒精分解過程所處階段的不同，客觀上也會造成定罪量刑的差異化，尤其是出現(xiàn)標準的臨界值時 。而且實際上，醉駕行為的發(fā)生時間與酒精含量的抽血檢測時間之間的長度也使得檢測結果失去了實質證明意義 。
總之，不同案件所經(jīng)歷的醉駕行為發(fā)生時間長短的不同以及發(fā)生的其他不同情況就容易造成處罰上的不公平 。因此，只有科學合理地制訂醉酒標準，才能達到共性和個性、統(tǒng)一性和差異性的辯證統(tǒng)一 。
對于醉酒型危險駕駛行為，北京市普遍適用刑事拘留強制措施，因身體原因無法入看守所執(zhí)行的才采用取保候審或監(jiān)視居住強制措施 。經(jīng)對199份判決書抽樣分析，直接采取取保候審強制措施的僅22件，占18.3%，刑拘后轉取保候審或監(jiān)視居住強制措施的為10件，占0.8% 。
盡管學術界普遍認為取保候審強制措施因不具有羈押性特點，更適合危險駕駛罪等輕微刑事犯罪，但結合北京市的人口結構和特點以及誠信體系建立情況，如果用取保候審強制措施代替刑事拘留強制措施，面臨的最大難題是：
尤其是在實踐中保證人對犯罪嫌疑人的約束力極低 。
當犯罪嫌疑人不愿意接受審判時，就可以無所顧忌地脫保，而一旦犯罪嫌疑人在審查起訴或者審判階段沒有到案，就會直接導致案件訴訟進程的中斷，并需要對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強制措施.而這種在刑事訴訟程序上的停滯或者倒流都會對司法資源造成極大的浪費，造成訴訟效率低下 。
此外，對醉駕行為人采取非羈押性措施，也不足以防止違法駕駛行為的潛在社會危險性 。
因此，為避免被采取非羈押強制措施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拒不到案或脫逃的情況，保障訴訟程序的順利進行，還是有必要采取羈押性強制措施的 。畢竟刑事拘留強制措施的重要意義在于能夠保障訴訟 。當然，對于輕微犯罪的羈押期限必須嚴格控制，才能兼顧效率與公正的平衡 。2007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發(fā)布了《關于依法快速辦理輕微刑事案件的意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北京市公安局也隨之聯(lián)合出臺了《關于依法辦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的輕微刑事案件的意見》 。2010年3月，北京市政法委組織開展輕微刑事案件快速審理改革試點工作，明確要求北京市地區(qū)試點案件在30日內審結，即公安機關偵查、檢察機關審查起訴、人民法院做出判決分別在10日內完成 ?！拜p刑快審”逐漸成為全市辦理危險駕駛案件的首選程序，實際上就是刑拘直訴程序 。201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關于在部分地區(qū)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辦法》中明確了在北京市、上海市等18個城市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并在次年的《試點工作座談會紀要》中要求嚴格把握羈押的合理性、必要性，盡可能采取非羈押性強制措施 。2017年1月14日，曹建明檢察長在全國檢察長會議上進一步強調，研究探索非羈押訴訟和刑拘直訴程序，讓速裁程序進一步提質增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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