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之凱（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
追溯“惡意”
無論在二戰還是大屠殺的歷史書寫之中，“邪惡”一詞都是充斥字里行間卻又讓人諱莫如深的話語 。人們手捧史書思考評論之時，都習慣于將納粹分子視為道德敗壞、毫無人性之徒，如黑洞般敬而遠之不屑深究；然而在端筆揮毫，放聲闊論這段歷史之際，往往也不免暗自滋生這樣一種難以抗拒的念頭：如何理解駕駛德國戰車走上毀滅性道路的這群人？這些曾受過良好教育，深受文化傳統熏陶的人怎能犯下如此滔天罪行？而今人看待昔日紐倫堡的那場驚天審判，與其說是關注于“誰犯下了這些罪行”的法理調查，毋寧說更傾注于“他們為何犯下這些罪行”、“怎能如此喪盡天良”？（第8頁）身兼精神病學家的社會歷史學者喬爾·迪姆斯代爾，在他的研究生涯中迎來了一位紐倫堡法庭行刑手帶來的文件，開始了對于納粹戰犯“惡意”來源的心理追蹤之路 。而這一旅途，要從著名心理學家莫莉·哈羅爾對他講述的紐倫堡戰犯羅夏墨跡測試說起 。
《天生惡魔？紐倫堡審判與羅夏測試》，[美]喬爾·迪姆斯代爾著，史先濤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4月出版
1945年5月中旬，盧森堡市奢華的王宮酒店被改造成了一座戒備森嚴的營壘，盟軍代號“垃圾箱” 。這里即將迎來人類歷史上最為臭名昭著的住客——被俘的納粹高官 。他們將躋身于此，并由此走向紐倫堡的法庭，迎來正義的審判 。然而這些人前光鮮亮麗的第三帝國顯貴，在拘押之中暴露了癮君子、酗酒者的病態本性 。生怕其健康狀況危及日后審判的監獄方急于尋求精通藥學、擅長藥物依賴和心臟病治療的醫生與相應的專業翻譯 。軍醫道格拉斯·凱利與軍中翻譯的古斯塔夫·吉爾伯特相繼應召而來，為這些問題人物受審保駕護航 。
然而，這兩位專家的到來其實另藏深意 。1945年6月11日，紐約一批知名教授致信紐倫堡審判負責人杰克遜大法官，要求“研究”納粹分子——此時戰犯審判遠未開始，學術界卻已計劃解剖這些納粹領導人的大腦，并明確要求對他們進行羅夏墨跡測試，用十張卡片解讀納粹頭目的心理狀況 。三天后，CIA前身——美國戰略情報局要求在紐倫堡設立精神病專家委員會，指出“這場審判的首要目標是從法律、醫學和社會學的視角闡釋事實和解讀整個納粹領導層，從而讓后是相信這些事實 。對德國軍事、政治和工業領袖的心理狀態進行全面科學研究，這在歷史上尚屬首次”（77頁），并且明確要求團隊中必須包括羅夏墨跡測驗專家 。作為20世紀40年代唯一的心理學測驗方法，此舉獲杰克遜首肯，以求澄清這些戰犯的精神狀況，“阻止未來的德國人編造他們是超人的神話” 。（78頁）于是才華橫溢，善于交際的世界著名羅夏墨跡測驗專家——甚至還是美國魔術師副主席——精神病醫師凱利，與同樣有著心理學背景且更具戰俘審訊經驗的吉爾伯特，開啟了喬爾·迪姆斯代爾筆下的歷史追溯之旅 。
審判“惡意”
1935年，第三帝國議會在紐倫堡通過臭名昭著的《紐倫堡法案》，開始了罪惡的壓迫與屠殺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十年之后，這座城市成了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納粹戰犯的“起點” 。這樣的矛盾似乎貫穿于這場世紀審判的方方面面：同盟國希望以國際審判破除納粹戰時宣傳的“偉人”印象，彰顯法治和公正重回德國，卻又擔心生理情況與精神狀態會使罪大惡極之徒免于出庭或逃脫懲罰 。通過醫學檢查和墨跡測驗鑒定戰犯身心狀態之責，落到了兩位心理學家身上 。但本應秘密合作的兩人，卻處在爭鋒相對的競爭之中 。這場審判給心理學家提供了罕見的機會，得以在法庭、監獄觀察戰犯 。但凱利和吉爾伯特各有所長，研究方法也不盡相同：凱利將自己的職責視為一個有趣的任務，樂于與戰犯輕松地打交道，以讓自己豐富的醫療、法醫病理學經驗更加完整 。而吉爾伯特則認定這些納粹戰犯是邪惡化身，并不將自己當成翻譯，而是作為審訊者對精神道德問題大加撻伐 。二者的分歧在對四位戰犯典型的心理評估中逐漸展現了出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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