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員俸祿之優(yōu)厚，在中國歷代封建王朝中是數(shù)一數(shù)二的 。據(jù)《宋史·職官志》的記載，宰相、樞密使一級的高官，每月俸錢三百千（即三百貫），春、冬服各綾二十匹、絹三十匹、綿百兩，祿粟月一百石；地方州縣官員，大縣（萬戶以上）縣令每月二十千，小縣縣令每月十二千，祿粟月五至三石 。正俸之外，還有各種補貼，如茶、酒、廚料、薪、蒿、炭、鹽諸物以至喂馬的草料及隨身差役的衣糧、伙食費等，數(shù)量皆相當可觀 。
宋真宗時外任官員不得攜帶家屬,而家屬的贍養(yǎng)費則由官府財政供應,月供米、面、羊等生活用品 。此外，還有“公用錢”（即招待費），如節(jié)度使兼使相公用錢可高達二萬貫，而且上不封頂，“用盡續(xù)給，不限年月” 。公用錢之外，又有“職田” 。諸路職官，各有職田，兩京、大藩府四十頃，次藩鎮(zhèn)三十五頃，直至邊遠的小縣，尚有七頃 。且“外官占田，多逾往制”，由佃戶租種，官員坐享其成 。
北宋實行官員高俸制，目的在于養(yǎng)廉 。這在北宋皇帝及其有作為大臣們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確的 。正如宋太宗所說：“廩祿之制，宜從優(yōu)異，庶幾豐泰，責之廉隅 ?！保ā端问贰ぢ毠僦臼弧罚┮虼?，北宋從宋太祖至徽宗，都曾為百官養(yǎng)廉而不斷增俸 。
北宋少數(shù)官員也曾提出高俸養(yǎng)廉問題 。如范仲淹在“慶歷新政”施政綱領中就提出：“養(yǎng)賢之方，必先厚祿，祿厚然后可以責廉隅”，“使其衣食得足，……然后可以責其廉節(jié)，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 。”（《范文正公集·答手詔條陳十事》）王安石在熙寧變法期間，不僅增了官俸，而且發(fā)了“吏祿” 。官與吏習慣上通稱官吏，但在宋代，官與吏職能尊卑有嚴格區(qū)別 。官由朝廷除授，籍在仕版，考核升遷管理之權(quán)在朝廷，且按朝廷規(guī)定的祿格領取俸祿；吏則或出于召募，或應于差役，是各級官府及其下屬部門的各類辦事、管理人員，無俸祿，靠克扣、受賄和侵漁百姓為生 ?！端问贰穼豪簟②E吏，尤其是獄吏、倉吏、府吏等貪贓掊克乃至致死人命等惡行多有揭露 。
如熙寧三年八月，神宗發(fā)現(xiàn)倉吏侵克欺盜軍糧嚴重，因而下令創(chuàng)立“倉法”，或稱“重祿法”，本著“增祿不厚，不可責其廉謹”的指導思想，首先給倉吏以厚祿，歲額一萬八千九百貫 。但同時又立法對贓賄者施以重罰：給祿之后，如再侵克受賄，“計贓錢不滿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錢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 。……徒罪皆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皆配千里外，滿十千即受贓為首者配沙門島 ?！保ㄔ斠姟独m(xù)資治通鑒長編》卷214，熙寧三年八月癸未）
其實，在國家經(jīng)濟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適當增加官吏俸祿，提高其物質(zhì)生活，是必要的，是好事，但如果把它作為防貪養(yǎng)廉的手段，認為“祿厚則人知自重”，“高俸以養(yǎng)廉”，這便陷入了認識上的誤區(qū) 。事實證明，北宋的高俸制并沒有“養(yǎng)”出官吏們的廉 。
其實，官吏的廉與貪，主要是由其不同的精神品質(zhì)、人格追求決定的，而不是由俸祿的多寡“養(yǎng)”成的 。在同等俸祿的情況下，往往是廉者自廉，貪者自貪 。廉者是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回澱邉t是利用職權(quán)，見利忘義，棄廉恥而茍得，鬼使神差，志在必貪 。最顯著的事例是在“公用錢”和“職田”上 。此制目的本在養(yǎng)廉，對此，廉者盡歸公有，貪者則“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余”（《宋史·向經(jīng)傳》） 。其涇渭竟是如此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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