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譯者個體而言，在早期沒有中譯本的時候 ， 他們在學習過程中一定積累了許多中國思想文化的東西 。那里可以有“存在”，可以有“有”、“無”，但是不會有“是” 。而中譯本出現(xiàn)之后，如上所說，他們在學習過程中一定會積累許多有關存在的認識 。這些術語及其形成的概念和認識都會影響甚至支配他們的翻譯，在翻譯過程中他們相互“參照”，不斷重復和加深這樣的概念與認識 。
此外，一些人學習西方哲學是從翻譯外文著作入手的 ， 還把這看作是進入西方哲學的途徑 。有些翻譯甚至是為了讀懂它 。這樣，許多譯著并不是研究的結果，而是學習的產物 。譯者最后以譯著而成為名家 ， 因為名著傳播了譯者的名字，但翻譯中的問題也隨著譯著深入人心 。一個人第一次把自己的翻譯變成印刷符號的時候，他或她可能還會有些沾沾自喜 。但是，對于翻譯中的錯誤，他或她并沒有清楚的認識，甚至沒有意識 。翻譯還會繼續(xù)，由于各種原因，也許第一次翻譯錯了，以后永遠都是錯的 。我是研究者，也做過翻譯 。我懂得翻譯的艱辛，也尊重譯者的工作，但是我知道，訴諸權威或大眾絕不能成為考慮being的依據(jù) 。
有人曾對我說 ， 你的觀點是顛覆性的，大概不會被人接受 ， 尤其是不會被譯著等身的人接受 。這話說得直白，有些一針見血 。being是西方哲學中的核心概念，它的翻譯若是錯了，改正起來確實代價很大，一如梁存秀先生所說，牽一發(fā)而動全身 。而我的工作除了使人認識到應該如何理解being之外 ， 似乎還會使人隱隱感到：已有的理解要重新理解，已有的翻譯要重新翻譯 。假如這確實會得罪一些人 ， 我只能借用達米特的話說：“我不道歉 ?！痹谶@一點上，我敬佩王太慶先生和汪子嵩先生 ， 他們晚年的工作表明，他們是實實在在地重新翻譯和重新理解西方哲學 。
being的研究不是單純的翻譯
近年來在開會和講學時常有人問我 ， 還在研究being問題嗎（哪）？（?。┯行┤吮硐殖齬匭摹⒐刈? ，也有人透著調侃 。有人對我研究being多少有些不理解 。在他們看來，你研究邏輯，也研究分析哲學，而being的研究屬于形而上學，后者似乎與邏輯沒有什么關系，至少與分析哲學沒有什么關系 。對此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
1992年 ， 我在相關研究中發(fā)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叫《“是”的邏輯研究》 。我常說，being乃是亞里士多德邏輯的核心概念 ， 也是他形而上學的核心概念，二者字面上就是相通的 。因而在有關being的研究中 ， 邏輯與哲學始終是結合在一起的 ?？床坏竭@一點，形而上學研究是不得要領的 。
2003年 ， 我出版了《“是”與“真”——形而上學的基石》一書，明確使“是”與“真”這兩個概念聯(lián)系起來 。這是一個清晰的思路 。在傳統(tǒng)哲學中 ， “是”與“真”體現(xiàn)了句法和語義兩個方面，二者又可以是對應的，因而人們可以從這兩個方面去探討形而上學問題，當然我們也可以從這兩個方面來理解形而上學 。這個思路提供了一條理解形而上學的新的有益途徑 。新，指的是它與以往“存在”和“真理”的理解不同 ， 后者不僅有問題，而且相互無法產生聯(lián)系 ， 至少字面上看不出有什么聯(lián)系 。有益，指的是它有助于我們更好的理解西方哲學 。不僅有助于我們理解傳統(tǒng)哲學中有關being的討論，而且有助于我們理解分析哲學中有關truth的討論 。比如，為什么傳統(tǒng)哲學中being是核心概念，而在分析哲學中truth是核心概念？不僅如此，這一思路還有助于我們理解整個哲學史一種從being到truth的發(fā)展和轉變 。因此，有關being的研究不是單純的翻譯問題，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學的問題 。正是從being與truth的聯(lián)系之中，可以看到西方哲學，特別是形而上學的核心和主線，從而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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