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關羽北攻襄樊前，并不敢掉以輕心，他對荊州的守御還是作了精心安排 。首先，“羽討樊而多留備兵，恐(呂)蒙圖其后故也 。”其次，關羽在江陵、公安的沿江地帶修筑了許多“屯候”，一旦發(fā)現敵情，即可舉火，施放狼煙 。第三，關羽在鎮(zhèn)守荊州期間，為防范吳軍的進攻，大筑江陵、公安二城，將其建成內外套城，形成堅固的兩道防線 。而且江陵距樊城只有350里，當時輕騎一晝夜行300里，只需一天多即可趕回 。所以，盡管呂蒙巧施計謀，“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 。”但胡三省在《資治通鑒》中作注曰：“屯候雖被收縛，使糜(芳)傅(士仁)無叛心，羽猶可得聞知也 。”可見，只要糜芳、傅士仁堅守城池，不投敵叛變，關羽迅速返師，與江陵、公安的守軍前后夾擊吳軍，關羽與呂蒙孰勝孰負尚難逆料也 。
那么，糜芳、傅士仁為何在關鍵時刻倒戈呢?除了呂蒙大軍出其不意，兵臨城下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與羽有隙”、“素皆嫌羽輕己” 。關羽既然瞧不起糜、傅二人，就不該把如此重要的后方基地托付給平素就被他輕視的兩位將領 。雖然糜、傅二人都有很深的政治背景(糜芳是劉備的妻兄，傅士仁是劉備的同鄉(xiāng))，但作為全軍主帥就應該有較為寬廣的胸懷，要有容人的氣度 。劉邦滅楚，靠蕭何主持關中，劉秀成功，靠寇恂主持河內，曹操統一北方，靠棗祗主持許縣屯田 。只有關羽的后方基地是建立在火山口上 。劉邦在成皋、廣武與項羽對峙其間，“數使使勞苦丞相” 。為的是籠絡蕭何，以免他心懷反側 。關羽與曹仁在樊城相峙之時，令“芳、仁供給軍資，”芳、仁沒有及時將“軍資”運往前線，關羽就大發(fā)雷霆，宣稱“還當治之 。”這種做法不啻是使早與關羽“有隙”的糜、傅二人更加“懷懼不安”，一旦形勢發(fā)生變化，豈能阻止他們臨陣倒戈 。
前引《關羽傳》云：“于是(孫)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 。”這段史料中還有一個幽隱未顯的問題，即孫權除了“陰誘”糜芳、傅士仁之外，還有沒有“陰誘”荊州的其他重要人物?盡管史料中沒有具體說明，但與關羽素來不睦的潘浚值得關注 。
潘浚是荊州武陵人，他先在劉表那里任江夏郡的從事，此后又在劉備手下為治中 。“備入蜀，留典州事，”公安是荊州的治所，既然“留典州事，”那潘浚必然留守在公安 。傅士仁于公安叛降，如此大事，必有同黨參與，一起策劃 。同黨為誰?最大的可能就是潘浚，因為潘浚身為荊州治中從事，職責甚重，沒有他點頭贊同，傅士仁是不敢輕率“迎權”的 。對此《三國志集解·潘浚傳》引用王懋竑之語：“按潘浚為昭烈(劉備)治中，又典留州事 。責任蓋不輕矣，與士仁共守公安，士仁之叛降，潘浚豈得不知之?自典留州事而聽其迎降，可乎?……故浚當與糜芳、士仁同，(楊)戲之譏貶自不為過?”所謂“楊戲之譏貶”是指楊戲所撰《季漢輔臣贊》之語：“潘浚字承明，武陵人也 。先主入蜀，以為荊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 。孫權襲羽，遂入吳 。”從中可知，潘浚“亦與關羽不穆”，表示其在與關羽的關系上和糜芳、傅士仁是一致的 。
孫權既然知道糜芳、傅士仁與關羽“有隙”而“陰誘”之，那么身處荊州治中之位，“典留州事”的潘浚和關羽“不穆”，孫權又怎么會放過這個機會不去“陰誘”呢?且糜芳、傅士仁作為迎降首功，后在吳國雖得錄用，但不過為人部屬，反不如潘浚，其一“迎降”，孫權即“拜浚輔軍中郎將，授以兵，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 。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進封劉陽侯，遷太常” 。若非潘浚“迎降”之功大于糜、傅，潘浚官運豈能如此亨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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