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在醫(yī)療領域 ， 還是我們“欺騙”自然的能力 ， 技術的發(fā)展都在帶來無數(shù)全新的可能性 。 我們已經(jīng)改造了多種農(nóng)作物 ， 創(chuàng)造了更加可持續(xù)的發(fā)展模式 ， 但是 ， 將類似的改造技術應用在人類身上就是另一回事了 。 我們應不應該這么做？如果可以 ， 那這些應用能走多遠？
對于大多數(shù)人來說 ， “人造”和“生命”這兩個詞似乎只在科幻電影和反烏托邦小說中才有意義 。 我們都知道類似的故事：孤獨的科學家為了友情或軍事目的 ， 制造了某種人工生物；這種生物開始了解人類的生活；最終 ， 它接管了地球 ， 并將我們所知的地球生命推向滅絕 。
【從試管嬰兒到人工智能，如何改造我們所知道的生命？】在當前圍繞基因編輯和人工智能的語境下 ， “人造生命”這個詞組的出現(xiàn)頻率似乎越來越高 ， 這也反映了我們目前所處的生活現(xiàn)實 。 人類社會并不只是在科幻小說中探索“創(chuàng)造”生命的概念 ， 而這一思潮也不是過去幾年才出現(xiàn) 。 相反 ， 在最近的歷史中 ， 關于這一概念的爭論一直不絕于耳 。
1978年7月25日 ， 世界上第一位試管嬰兒路易絲·布朗（Louise Brown）在英國誕生 ， 這也標志著體外人工受孕（IVF）技術的成功實現(xiàn) 。 現(xiàn)在 ， 體外人工受孕技術的應用已經(jīng)相對普遍——自路易絲·布朗誕生以來 ， 已經(jīng)有超過600萬嬰兒以這種方式出生 。 然而 ， 在路易絲·布朗出生之前 ， 這種在女性身體之外受精的方法被視為干預生命的邊緣科學 ， 并且?guī)缀鯖]有得到媒體和科學機構的支持 。
康妮·奧巴赫（Connie Orbach）是一位科學傳播者和廣播制作人 ， 2018年夏天 ， 她作為策展人在倫敦的科學博物館推出了IVF40周年展覽 ， 向公眾展示了這項技術充滿爭議的歷史 。 她說：“與所有事情一樣 ， 在被視為有用和瞎折騰之間 ， 存在一個浮動的尺度 。 ”
從最簡單的角度來說 ， IVF就是允許兩個因為某種原因無法生育的人 ， 擁有他們想要的嬰兒 ， 就像其他人一樣 。 但是 ， 在1978年 ， 縈繞在這一技術周圍的評語包括“試管嬰兒”、“設計師嬰兒” ， 甚至“弗蘭肯斯坦科學”等等 。
“20世紀60年代的IVF技術可能就像今天的基因編輯技術 ， 但我們的觀念隨著時間推移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 ， ”康妮·奧巴赫說 ， “似乎當生活中發(fā)生有意義的變化時 ， 人們的觀念才會改變 。 ”
不過 ， 僅僅因為一個創(chuàng)造生命的例子結果不錯 ， 并不一定意味著未來所有的嘗試都會如法炮制 。 彼得·米爾斯（Peter Mills）是英國納菲爾德生物倫理委員會（Nuffield Bioethics）的副主管 ， 他的工作是調(diào)查未來生物醫(yī)學研究的倫理意義 。 目前 ， 他的團隊正在研究人造生命在人類生殖以及畜牧生產(chǎn)（人造的農(nóng)場動物）等領域中的影響 。
彼得·米爾斯在研究中提出的一個關鍵問題是關于“正常”的概念——我們賦予事物“正?！睜顟B(tài)的依據(jù)是什么？舉例來說 ， 我們已經(jīng)可以調(diào)整胚胎 ， 使其不會患上某種遺傳性疾病 。 這可以說是讓胚胎“公平競爭” ， 并更有可能成為一個“正常”人類生存下去 ， 而不是以某種“科學上增強”的生活方式生活 。
但是 ， 這種能讓遺傳疾病患者越來越少的“公平競爭” ， 會在什么節(jié)點轉(zhuǎn)變?yōu)橐腩~外“超人”特征的“軍備競賽”？如果我們可以通過基因操縱“擺脫”疾病 ， 那么按照同樣的原理 ， 我們也可以“增加”對其他形式疾病的額外抵抗力 。 考慮到接種疫苗的成本 ， 這似乎是一個非常明智的公共衛(wèi)生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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