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 ， 如果是為一個出生時肌肉量過少的人增加額外的肌肉呢？再進一步 ， 如果是為想要變得更強壯的人增加額外的肌肉量呢？這似乎并不是一個公共衛(wèi)生問題 ， 而是更多地與個人選擇聯系在一起 。 劃定界線有時可以十分簡單 ， 但在其他時候 ， 又可能非常復雜 。
“我們需要思考的事情之一 ， 就是根據我們所獲得的信息 ， 比如產前篩查中有關唐氏綜合癥的信息 ， 來考慮人們決定不進行某種編輯的難度有多大 ， ”彼得·米爾斯解釋道 ， “相關的規(guī)范已經改變 ， 以限制唐氏綜合癥患兒的數量 ， 但這距離消滅那些可能生育出低智商兒童的人其實并不遙遠 。 ”
“規(guī)范的改變沒有任何問題 ， 但我們需要有條不紊地改變 ， 并且是以一種考慮到這些變化的方式 ， 特別是對于處在脆弱地位的人們——那些可能受到間接影響但實際沒有參與這些特殊選擇的人 ， ”他補充道 ， “一個例子是 ， 如果患有唐氏綜合癥的人數減少 ， 因此患有遺傳性疾病的人也越來越少 ， 那么對于那些有其他發(fā)育需求 ， 但可能無法或者沒有被‘編輯’的人們來說 ， 應該做出哪些行為和資源上的改變呢？”
然而 ， 圍繞人造生命的對話并沒有局限于生物學的發(fā)展 。 人工智能是信息技術世界的熱門話題 ， 許多人甚至都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在使用人工智能作為核心技術 ， 這就提出了關于人類與似人類數字產物互動的倫理問題 。
英國開放大學高級講師、開放數據（Open Data）專家托尼·赫斯特（Tony Hirst）博士對人類每天使用的技術系統如何影響更廣泛的人類行為十分感興趣 。
有人擔心 ， 隨著我們與語音助理和聊天機器人之間的關系趨向于苛刻和專橫 ， 這種行為或許會轉化為針對其他人的態(tài)度 。 “這聽起來似乎有點像關于電腦游戲和暴力電影的爭論 ， ”托尼·赫斯特說道 。
一種觀點聲稱 ， “我只是以辱罵的方式朝著女聲智能助手大喊 ， 并不意味著我會對伴侶這么做” ， 因此這種行為不會轉移 。 但是 ， 另一方的觀點則提出 ， “如果你以一種非常人性的方式對待某種事物 ， 那這種行為在什么程度上才會轉移？”
不久前 ， 谷歌公司推出的智能語音助理技術“Google Duplex”在對話中增加了“額”、“嗯”和“mhmm-hmm”等語氣詞 ， 進一步模仿了人類的真實對話 。 許多人開始擔心利用這種技術的惡意企圖 ， 因為機器可以通過這一方式讓人以為它們是真人 。
亞馬遜公司的虛擬助手Alexa也成了大新聞 ， 據透露 ， 它的“魔力單詞”（Magic Word）功能可以獎勵那些說“請”（please）和“謝謝”（thank you）的孩子 ， 并且對于那些還沒學到字母“L” ， 只能說出“Awexa”的孩子做出回應 。 這引發(fā)了有關機器在幼兒請求的背后做出現實決定的問題 。
當然 ， 這兩個例子的積極因素都很明確——功能更強大的數字助理可以節(jié)省你的時間 ， 并且讓孩子更有禮貌 。
創(chuàng)造不同形式的人造生命有著復雜的倫理含義 ， 似乎沒有一種正確或錯誤的答案 。 而且 ， 這些技術發(fā)展的影響和反響可能只有在它們應用于社會之后才能為人所知 。
誰也不知道40年后我們會處于什么樣的環(huán)境 ， 但如果說我們能從IVF技術的故事中學到些什么 ， 那可能就是對新興科學的初期看法有時候是牽強附會的 ， 而且沒有經過深思熟慮 。 但同樣地 ， 我們還從未見過像今天人工智能這樣日新月異的計算技術 ， 因此各方面的關注和擔憂都應該被提出來并加以討論 。
康妮·奧巴赫認為 ， 盡管更有爭議性的技術仍然遠未實現 ， 但我們仍然有必要現在就進行討論 ， 以更負責任地規(guī)劃這些技術的未來發(fā)展 。 “我們正在談論的許多事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 ”她說 ， “但同樣地 ， 它們可能會在某個時刻出現 ， 因此我們需要思考在適當的時候采取適當的監(jiān)管措施 ， 這樣無論我們決定做什么 ， 都要在某個框架內完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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