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史德”，《左傳》上記載了一個故事，說是當時齊國的崔杼殺了國君，齊國太史于是在史書上記載崔杼弒其君 。崔杼知道后就把他殺了 。太史的弟弟繼任，繼續(xù)這樣記載，崔杼又把太史的弟弟殺了 。
另一個弟弟繼任，仍是這樣記載，崔杼只好住手不再殺了 。南史氏聽說太史全死了，拿著寫好了“崔杼弒其君”的竹簡前來，聽到事件已經(jīng)如實記錄，這才回去 。
這個故事說明還是有史官視“史德”重于生命的 。但我并不贊成上面史官的做法，因為他們死得太虧了 。他們的死只能說明他們并不能掌控自己的命運，是只任人宰殺的鴨子 。如果上面的太史不受制于崔杼，就不會發(fā)生無謂的死亡 。
于是這里就講到了文人如何才能獲得自由身 。答案是獲得自由身除政治因素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經(jīng)濟的獨立 。
再次回到王維這件事上，想一下他為什么去結(jié)識玉真公主，俗一點是為了求得科第門路，再俗一點就是為了生存 。從王維中進士后的舉動來看，其實他并不真想依附于公主門下 。
一個大男人，靠女人吃飯，無論如何也不會有強硬的底氣——除非他有這方面的愛好 ?？上У氖峭蹙S除此之外卻又沒有別的選擇 。他有才，但沒財 。
他不能像現(xiàn)在作家寫本暢銷書就能夠衣食無憂 。所以，只要王維不想死，在沒有獲取功名之前，絕難逃脫被包養(yǎng)的命運，所不同的僅僅是包養(yǎng)人的不同 。
而這不是只有中國文人才面臨的問題 。歐洲歷史上就曾經(jīng)存在過一種傳統(tǒng)，一些貴婦人常常以保護神的姿態(tài)幫助那些具有才華的文化人，而那些文化人也因為生活的壓力不得不依靠這些“富婆” 。
譬如華隆夫人與盧梭 。當他們結(jié)識時，華隆夫人是一個大盧梭10歲的寡婦 。盧梭吻她睡過的床，匍匐在她走過的地板上，吃她嘴里吐出的肉……華隆夫人則精心地把盧梭養(yǎng)起來 。而梅克夫人與柴可夫斯基交往了13年，書信往來多達1100多封 。
柴可夫斯基得到的則是每年6000盧布的回報 。還有更露骨的，巴爾扎克22歲時，在給他妹妹的一封信中寫道:“留神一下，看看能否物色一位有巨額財產(chǎn)的富孀 。”
想被包養(yǎng)之心切，溢于言表 。還好因為文化的不同，他們之間的交往很多都是神交，沒有深刻影響到自己的作品思想，沒有打上做作或迎合政治的烙印 。
但經(jīng)濟獨立所凸顯的意義已經(jīng)越來越明顯 。為了擺脫被包養(yǎng)的命運，中國文人是積極探索過的 。近代最具叛逆精神的魯迅是公務員兼大學教授 。豐厚的工資成了他能夠暢快淋漓地痛罵和批判黑暗當局最強有力的后盾 。
周作人更是正宗的大學教授 。就連性情中人的徐志摩，也來回奔波于上海、南京、北京各大高校 。想想若他們沒有經(jīng)濟獨立，我們今天讀到的可能就不是犀利的雜文，動情的詩歌，而是迎合大眾口味讓人沉溺在鴛鴦蝴蝶中的卿卿我我 。
你或許會說這是現(xiàn)實主義，很俗，但它的的確確很務實，很有效，因為有錢才能人格獨立 。臺灣作家李敖就深得其中五味 。他認為要有勇氣、不怕孤立、勇往直前，得有支撐力量，最重要的是有經(jīng)濟基礎(chǔ) 。
在這方面，他認為自己是精明的“個體戶”、“單干戶”，是謀而后動、先立于不敗之地的 。李敖說，他能挺直腰桿，跟他薄有財富，可以不求人、不看老板臉色、不怕被封鎖有絕對關(guān)系 。他像伏爾泰一樣，是有錢支撐的文人，早就脫離了“一分錢難倒英雄漢”的窘境 。
美國第三任總統(tǒng)富蘭克林說:兩個口袋空的人，腰板站不直 。他認為金錢是一種力量，是競爭的力量，可以保護我們的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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