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體恤民眾進行經濟建設的基礎上推進社會政治建設，董仲舒始終強調必須同時運用法制和道德教化兩個手段，綜合了法家和儒家的思想提出“天地之數(shù)，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為人者天》）” 。而且強調教化比刑罰更加重要“陽，天之德；陰，天之刑 。天之近陽而遠陰，大德而小刑也（《陽尊陰卑》）” 。同時董仲舒提出“天之治，常置陰空處，稍取之以為助 。故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天辨在人》） 。在形而上層面論證之后，也認為道德教化在實踐層面比刑罰更有效，因為人民“悅于慶賞，嚴于刑罰，疾于法令（《郊語》）” 。發(fā)揮了韓非把賞罰作為君主治國二柄的思想 。事實上秦朝建立大一統(tǒng)帝國之后采取的是單純的法制，最終由于導致了壓迫人民的暴政二世驟然滅亡 。這啟示董仲舒那一代知識分子重視道德教育的作用，糾正了韓非李斯等人片面重視刑罰的作用 。而且把仁政倫理理念與天志本體論觀點進行了結合 。必須合適的形式獎勵和處罰的各項職能“慶賞罰刑各有正處，如春夏秋冬各有時也 。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猶四時不可以相干也 。（《四時之副》）” 。
在面對經濟文化社會事務的治理問題上，董仲舒首先強調氣候的異常是政治治理失去秩序后，上天對人們的警告，并在應對天災的方法中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張，在治理民眾方面“省徭役，薄賦斂，出倉谷，賑困窮（《五行變救》）”。在使用人才方面“舉賢良，賞有功，封有德（《五行變救》）” 。在君主個人作風方面“省宮室，去雕紋，舉孝悌，恤黎元（《五行變救》）” 。在吏治和軍事方面“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束甲械（《五行變救》）”等 。在這里以天志為指導闡釋了民本思想的具體主張 。認為君主只有努力為百姓謀利，才能受到上天的庇佑 。
這里我們看到了董仲舒雖然提倡在學術組織上罷黜百家，但是綜合作用了法家的權術思想、儒家的民本理念、墨家的天志學說，真正做到了以學術的大一統(tǒng)情懷促進政治的大一統(tǒng)情懷 。而他以天人合一理念為指導，綜合作用歷史經驗，既突出強調德治的思想，又兼顧吸收法治理念在歷史上的實踐成果，提出了尊重統(tǒng)治者，關注人民生計的理念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天人合一的思想特別突出地啟示我們必須在保護自然環(huán)境、不斷認識和運用自然規(guī)律的條件下開發(fā)和發(fā)展社會生產力 。其德法兼顧的理念啟示我們法制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必須協(xié)調發(fā)展，不能偏廢 。重視民本的思想則更與我們踐行馬克思主義群眾路線高度一致 。
我們要重視這一在歷史上發(fā)揮過突出作用的思想理念在當代為馬克思主義提供的歷史淵源和人民心理環(huán)境 。同時批判其唯心主義的認識論和歷史觀，及其為封建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愚忠愚孝等錯誤理念 。以此為新形勢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提供必要思想資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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