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問的讀書人所爭論的問題，特別注重于名義和實際(是否相符) 。如果名義和實際的關系已經(jīng)明確了，那么天下的大道理也就清晰了 ?，F(xiàn)在君實您用來指教我的，是認為我(推行新法)侵奪了官吏們的職權，制造了事端，爭奪了百姓的財利，拒絕接受不同的意見，因而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誹謗 。
我卻認為從皇帝那里接受命令，議訂法令制度，又在朝廷上修正(決定)，把它交給負有專責的官吏(去執(zhí)行)，(這)不能算是侵奪官權;實行古代賢明君主的政策，用它來興辦(對天下)有利的事業(yè)、消除(種種)弊病，(這)不能算是制造事端;為天下治理整頓財政，(這)不能算是(與百姓)爭奪財利;
抨擊不正確的言論，駁斥巧辯的壞人，(這)不能算是拒絕接受(他人的)規(guī)勸 。至于(社會上對我的)那么多怨恨和誹謗，那是我本來早就料到它會這樣的 。
人們習慣于茍且偷安、得過且過(已)不是一天(的事)了 。士大夫們多數(shù)把不顧國家大事、附和世俗(的見解)，向眾人獻媚討好當做好事，(因而)皇上才要改變這種(不良)風氣，那么我不去估量反對者的多少，想拿出(自己的)力量幫助皇上來抵制這股勢力，(這樣一來)那么那些人又為什么不(對我)大吵大鬧呢?盤庚遷都(的時候)，連老百姓都抱怨啊，(并)不只是朝廷上的士大夫(加以反對);
盤庚不因為有人怨恨的緣故就改變自己的計劃;(這是他)考慮到(遷都)合理，然后堅決行動;認為對(就)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后悔的緣故啊 。
如果君實您責備我是因為(我)在位任職很久，沒能幫助皇上干一番大事業(yè)，使這些老百姓得到好處，那么我承認(自己是)有罪的;如果說現(xiàn)在應該什么事都不去做，墨守前人的陳規(guī)舊法就是了，那就不是我敢領教的了 。
沒有機會(與您)見面，內(nèi)心實在仰慕到極點 。
《答司馬諫議書》賞析全文立論的論點是針對司馬光認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的指責，指出儒者所爭，尤在于名實 。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 。從而說明變法是正確的 。司馬光的攻擊名實不符，全是謬論 。文章逐條駁斥司馬光的謬論，揭露出他們保守、腐朽的本質(zhì)，表示出作者堅持改革，絕不為流言俗語所動的決心 。
這篇短信筆力精銳，文字經(jīng)濟而富有說服力，語氣委婉而嚴正，既不傷害私人的友誼，也不向反對的意見妥協(xié) 。作者的修辭和邏輯推理是根據(jù)對具體的人、具體的場合，運用了反駁、引導、對比、證明、啟發(fā)、類推等方法，由近及遠、由遠及近、層層逼進進行的，它是駁念性政論文的典范之作 。
《答司馬諫議書》創(chuàng)作背景熙寧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問王安石：“當今治國之道，當以何為先?”王安石答：“以擇術為始 ?！蔽鯇幎?，宋神宗問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 。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翰林學士范鎮(zhèn)認為實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猶五十步與百步”，七八月間范純?nèi)噬蠒噬?，公開指責安石“掊克財利”，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呂誨上書劾王安石巧詐，說他：“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 。
一次宋神宗和文彥博討論變法之事，神宗說：“更張法制，于士大夫誠多不悅，然與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 。”
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他還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 。王安石則寫了《答司馬諫議書》回復：“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焙髞韮扇送耆^裂，司馬光跟皇帝辭職，隱居洛陽專心撰寫《資治通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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