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當馬克龍在勝選后矢志喊出“要做全體法國人的總統(tǒng)”時，先暴露的卻是一個他不得不面對的事實，即法國的政黨政治陷入了空洞化的危險，社會前所未有的分裂 。馬克龍本人在總統(tǒng)選舉第一輪僅獲得不到28%的支持率，第二輪選舉在歐洲和法國國內(nèi)主流輿論一致呼吁“阻止勒龐”的造勢下，其對勒龐的領先優(yōu)勢也較2017年選舉大幅縮小，而且如果以選民總數(shù)作為基準，則只有38.5%的選民選擇了馬克龍，這是1969年以來歷屆法國總統(tǒng)最低的得票率 。勒龐雖然敗選，卻有理由認為自己仍舊獲得了“勝利”，因為與上一次選舉相比，她在第二輪把支持率提高了8%，現(xiàn)在有超過41%的法國選民接受一個極右翼背景的總統(tǒng) 。這個發(fā)展趨勢如果持續(xù)下去，誰能保證勒龐不會在2027年第四次參選時成為法蘭西共和國第一位女總統(tǒng)呢？
所以，馬克龍在第二任期的第一要務，就是彌合法國社會在他第一任期中愈發(fā)加深的種種鴻溝 。在這次選舉中，這些鴻溝或者撕裂體現(xiàn)在法國的城鄉(xiāng)之間、不同年齡段的選民之間，以及不同社會階層之間 。相當比例的法國人因失望而對政治參與失去了興趣，28%的選民未參加2022年總統(tǒng)選舉第二輪投票，而2017年立法選舉的棄票率竟高達57%，均創(chuàng)下歷史紀錄 。然而，馬克龍迄今為止的政治生涯讓人很難想象他會放下自己的精英身段，與勒龐爭奪低收入者、“黃背心”抗議者的代言權，或者大幅改革對建制性政黨有利的立法選舉制度 。
更令國際和法國國內(nèi)觀察者擔心的是，即使馬克龍勠力改革，法國的經(jīng)濟力量和馬克龍的經(jīng)濟、財政政策能夠提供支撐嗎？畢竟良好的經(jīng)濟和財政基礎是解決社會和政治問題的先決條件 。法國恰恰在這一點上并不能令人放心：法國的負債率達到了GDP的115%，雖然在歐盟不屬于最高之列，但是法國債務的47.8%掌握在外國債權人手中，這是一個潛在的不安因素 。馬克龍對于未來的規(guī)劃，也被經(jīng)濟學家認為是“徹底背離歐盟的財政穩(wěn)定公約” 。
拿馬克龍在勝選后計劃實施的財政補貼措施為例，為司機提供燃油補貼、為800萬貧困人口提供食品券等也許可以在疫情和俄烏沖突雙重沖擊下買來暫時的社會穩(wěn)定，以及為馬克龍在6月舉行的立法選舉帶來一定的選票，但是對高居不下的通貨膨脹而言，效果也許會適得其反 。但是，如果馬克龍連法國的社會融合都實現(xiàn)不了，又談何促進歐洲的融合？
法國面臨的歐洲挑戰(zhàn)
歐洲，是檢驗馬克龍雄心和能力的第二道題 。馬克龍最值得肯定的一點，是他始終堅守歐洲立場，沒有在民粹主義當?shù)赖臅r代搭乘民粹主義的便車，把一切問題的責任推卸給歐盟 。然而馬克龍成功連任，并不意味著歐洲將會因此獲得進步，而是因為馬克龍阻止了勒龐當選，歐洲得以暫時規(guī)避勒龐宣稱的退出北約、退出歐盟、與俄羅斯合作等風險 。
擺在歐洲面前的挑戰(zhàn)又何止一個勒龐！在默克爾去年年底卸任德國總理之后，歐盟事實領袖的位置就一直懸而未決 。德國三黨聯(lián)合政府在過去幾個月的內(nèi)政外交表現(xiàn)證明，朔爾茨政府無法承擔歐洲領袖的角色，歐洲以及國際觀察者的期待自然而然地落在歐盟“法-德軸心”或者“德-法軸心”的另一極法國身上 。歐洲眼下并未走出疫情大流行的沖擊，經(jīng)濟的恢復面臨眾多不確定因素，歐盟與匈牙利、波蘭等成員國的法治國家標準糾紛仍舊沒有解決 。與此同時，俄烏沖突上升為壓倒一切的最大挑戰(zhàn)，戰(zhàn)爭或和平不但事關歐洲未來數(shù)十年的安全構架和整體發(fā)展環(huán)境，而且也提出了能源供給、通貨膨脹、難民安置、供應鏈安全等當務之急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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