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伯禽時魯國已由河南魯山遷來曲阜，那么“煬公徙魯”又如何理解呢?對此，清人龔景瀚作三篇《魯都考》，給了我們以正確的解釋 。
原來，魯都本有兩城：一為曲阜，一為奄城 。魯公蓋迭居之，二者相距不過三、四里，閭閻相接，后又聯(lián)而為一 ?！稌ご髷ⅰ匪f“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因以封周公”，是說征服了奄地之后，把魯國遷到了奄地附近的少昊之墟曲阜，并沒有直接占領奄人居地 。
奄人雖早被征服，但他們實際并不一定心悅誠服，故后來又有煬公“克淵(奄)”之舉 。既克奄人之后，煬公遂將魯國遷徙到奄人所居之城 。
煬公徙魯以后，曾“筑茅闕門” 。對“茅”字的注釋，歷來都認為它與“夷”通用，“筑茅闕門”亦即“筑夷闕門” 。這說明了正是煬公克淵、夷之后遷徙魯都，并筑夷闕門以紀念其克夷之功的 。
沈子所克之蔑，即《左傳》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之蔑，位于今曲阜東南百里左右 。煬公徙魯后，在曲阜附近尚有蔑部落的反抗，需要沈子出兵 。這正符合了魯國自西向東逐步發(fā)展的規(guī)律；同時也說明在煬公以前，魯國的統(tǒng)治尚未徹底穩(wěn)固 。
3、魯國遷徙的原因
魯國初封，在今河南魯山一帶，周公東征之后，成王又使伯禽在今曲阜為侯 。最初，魯的轄區(qū)包括今河南的魯山、許昌、豫東北和魯西南等地 。后來，隨著魯國統(tǒng)治的穩(wěn)定，其轄區(qū)也當隨而向東繼續(xù)拓進 。
那么，魯國為什么會由西向東不斷遷徙呢?這與當時的斗爭形勢、魯國的特殊地位以及古代東方社會的特點有關 。
西周滅殷后，在東方還存在著周朝的敵對勢力 。這些敵對勢力有兩種情況：一是殷朝的殘余；一是原來就和殷朝持對抗態(tài)度的部族 。這些部族力量強大，致使在殷朝末年殷紂王曾親自率兵全力去征伐過他們 。殷朝滅亡后，他們也并沒馬上完全臣服于周，而是長期與周王朝對抗 。
西周要鞏固和擴大它的統(tǒng)治，必須不斷地對東方用兵，并需要將其重要力量遷到東方去，以就近控制，這是周的既定國策 。由于東方抗周的兩種勢力之間有矛盾，他們不能一致抵抗周人的東進，所以周人還是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但是，當時的東方文化高于西方，有一定的經濟力量作為其抗周的物質基礎 。
另外，氏族制度殘余的血緣關系，也使一些部族容易凝聚成體，不易被摧垮 。所以，西周對東方的用兵也只能是逐步進行 。
雖然總的說來需要東征，并把重要勢力遷到東方來，但不是所有的周族一律東遷 。西周初年不但很多異姓小國沒有東遷，如記、許、陳等(當然后來有的也有遷移) 。就是周族姬姓封國有一些也原地未動 。魯國之所以東遷，這是由其特殊的地位決定的 。魯國的統(tǒng)治者為周公后裔，是周朝進行征伐最得力的“嫡系”部隊，周王室對它寄予很大期望 。
《詩·魯頌·閟宮》就記載有成王指令魯國“大啟爾宇，為周室輔” 。史料也證明伯禽是東征中赫赫戰(zhàn)功的人物，不斷完成了周王室給他的征伐任務 。本來出征不等于遷徙和遷國，可是，依據西周對東方用兵的最后打算，結合中國古代社會的特點，則看出往往使出征和遷徙一起進行 。
西周滅商，在殷商舊制的廢墟上建立起新的統(tǒng)治秩序，但仍然較多地保留了氏族制殘余 。這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血緣關系沒有被打破，不論是征服者還是被征服者，都保存了家族部落組織，所以，人們的氏族觀念較強；二是土地沒有私有制，一切都是以全氏族所有的形式出現(xiàn) 。
周天子是周族的最高首領，所以，包括土地在內的一切都歸周天子所有 。也正由于此，人們沒有土地的牽掛，地域觀念淡薄 。只要聚族而居，他們隨時可以到新的地方占有土地，組織和建立新的生活 。因而，遷徙也比較容易 。商朝在建國前后曾多次遷徙；周朝在周公東征前后的很多封國也不斷遷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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