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說新語》是南朝宋人劉義慶編撰的一本筆記小說，里面的內容包羅萬象，政治、文化、道德等各方面都有涉獵，共有大篇目36篇，以德行為首，接著是言語、政事、文學等，是我們研究魏晉歷史和名士風度的重要資料。
這個篇目順序，可不是隨意編排的，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受儒家文化影響很深，儒家有“孔門四科”，是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世說新語》以此為順序編排篇目，可見魏晉士人們對名士風度的追求，不僅限于外在表現(xiàn)的清談、飲酒等，他們更注重內在修養(yǎng)，注重品德。
那么，孔門四科對魏晉時期的名士風度到底有著怎樣的影響呢？

孔門四科

中國歷史上，很早對學術進行了分類，如“六藝”：禮、樂、射、御、書、數(shù) 。誕生于周王朝，距今已有3000多年，當時的官學，就要求學生要掌握這六中基本才能。
到春秋時期，百家爭鳴讓學術思想進入空前繁榮的階段，孔子開創(chuàng)儒學，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直到今天依然被人們推崇和尊敬，是為“萬世師表” 。
在孔子的教學內容中，較之六藝又有了進步，《論語·先進》記載：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孔子門生數(shù)千，而佼佼者分占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可見孔子當時已經(jīng)對不同特長的學生，在教學上有了不同的側重點，后來孔子門人便根據(jù)這些特長，把學術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因此，除六藝之外，孔門四科也是先秦時期重要的學術性分科。
孔門四科對后世的影響力非常大，至少從漢代開始，四科就成為了考察士人的重要標準，《后漢書》中就有“仲尼之門，考以四科”的說法。

德行

德行就是道德品行，有德行的人，無外乎就是符合儒家所提倡的忠孝節(jié)義、仁信禮智等道德規(guī)范的人。《世說新語》以“德行”為首篇，共講了四十七則，都是講的品行高尚、廉潔自律的故事。
《三國》迷都熟悉的華歆，還有那常年霸占鬼畜榜首的王朗，他們的德行就被記錄在《世說新語》的同一則故事中：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蠟日，嘗集子侄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華歆是魏晉名士，也是曹魏重臣，位列三公，他不但非常注重自己的修養(yǎng)，對晚輩的教育也毫不松懈，時刻保持著嚴肅恭敬之態(tài) 。有一年年終祭祀，華歆把自家子侄聚集在一起宴飲，宴會上吟詩作賦，品評時人，非常有雅趣。
王朗非常推崇華歆，于是他也把自家子侄召集在一起宴飲，人畢竟都有上進之心，王朗想必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向偶像華歆靠攏一點吧。
誰知道名士張華卻評價王朗說：“王朗學的都是皮毛，反而離華歆更遠了” 。
這個故事非常生動，魏晉雖處亂世，但士人并不因時局的混亂而放低對自己的要求，而且在對德行修養(yǎng)的追求上，不浮于表面，更加注重的是內在，像王朗這樣形骸之外的模仿，只能留下笑柄罷了。

言語

言語就是人的口才。
怎樣才叫好口才，是一個非常難以把握的度，過之則不免被認為油嘴滑舌，《論語·陽貨》中說：“巧言令色，鮮矣仁”，就是沒有把握好言語的度，成了花言巧語，失去了仁愛之心。孔子對巧言令色是持反對態(tài)度的，但他卻十分重視口才的重要性——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讀書再多，讓你去為政、去搞外交，卻不能進行有效的交涉，那又有什么用呢？
因此，言語也是孔門四科之一。
魏晉時期，士人就更注重言語方面的修養(yǎng)了，因為清談是名士風度的重要評定標準，清談出色，甚至可能一舉躋身名流之列。但清談絕不是堆砌華麗的辭藻，反而要求語言簡約清晰，應對機敏迅速，只言片語間要有深意。
憑借讓梨一事聞名天下的孔融，有兩個可愛的兒子，大的6歲，小的才5歲，這個小兒子的言語就非常有趣。
有一天孔融正在午睡，小兒子跑去偷酒喝，被大兒子發(fā)現(xiàn)了，就問：“你喝酒前為什么不行禮？”小兒子回答說：“我這是偷，還行什么禮。”
酒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祭祀用品，地位比較神圣，普通人在喝酒之前，為了表達對神靈的尊重，通常要先行禮，在喝酒的過程中，也非常文雅，不能像現(xiàn)代人那樣發(fā)酒瘋。
孔融小兒子偷酒喝這個故事，就體現(xiàn)了魏晉時人在言語上的反應機敏，還頗具童真，有些無賴小兒被抓現(xiàn)行，強行狡辯的嬌憨可愛。讓人忍俊不禁。

政事

政事指政務之事。
“學而優(yōu)則仕”，是孔子門生的追求，只有入仕為官，才能實現(xiàn)心中那兼濟天下的理想和抱負。因此，如何處理好政務，是古代讀書人和士大夫必修課之一。
為政之道，要勤政愛民、知人善任、以德為本，這是亙古不變的真理，但為政之法卻要因時而異，不能照本宣科，在時局動蕩的魏晉時期，這一點就顯得尤為重要。
在亂世如何遵循為政準則，《世說新語·政事》篇就向我們展現(xiàn)了那個時代政治家們的風采：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靜致治。”

山遐是竹林七賢之一山濤的孫子，他當東陽太守的時候，由于當?shù)胤钏沙冢运透挠脟烂偷恼?nbsp;，一時間整個山陽都變得肅然有序。后來山遐卸任，王濛就向簡文帝要求繼任，他的為政措施是“和靜致治” ，就是用溫和的做法，達到安定清明的目的，因為之前山遐已經(jīng)用過嚴苛的政策了。
治大國若烹小鮮，松弛的時候，采用了嚴苛的法令，達到了目的之后，又采用溫和的手段，這是魏晉政治家的大智慧。

文學

中國文學以禮樂為核心，文學最先就以口頭形式呈現(xiàn)，與音樂聯(lián)結在一起演唱，叫做口頭文學。后來孔子整理《詩經(jīng)》，成為我國最早的書面文學，先秦時期凡是以文字記錄的作品都叫文學。
魏晉時期，士人以任放為達，摒棄了刻板的經(jīng)學，轉向老莊之道，清談就以虛勝玄理為主，所謂“正始之音” 。學術思想也在此時活躍起來，文壇呈現(xiàn)了非常自由的景象，一大批文學家就誕生在這個時代，如三曹、謝靈運。
最讓人驚訝的是，在魏晉時期，哪怕是一個婢女，也要求知書達理，著名經(jīng)學家鄭玄，他采眾家之長，開創(chuàng)鄭學，是為“天下所宗” 。他一生放蕩不羈愛自由，不注重儒家那一套節(jié)操，魏晉清談就是在他的影響下，開始破除禮教束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