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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卻是：唐太宗目睹了隋朝后期的民不聊生，清楚知道老百姓雖為底層，但是，一旦民心散渙國家就會滅亡 ?？纯春髞韼讉€朝代的開國皇帝，其實，對自個的要求都很高。面對辛苦掙來的天下，他們都是倍加珍惜。只是后人都以為這是正常的，卻在揮霍手中權(quán)力的同時將國家也給禍害了。
當(dāng)然，唐太宗也有著自己的可取之處， “納諫”就成了他的“標(biāo)簽” 。他為賢是用，不問人才出處。魏徵還曾鼓動李建成謀殺他，他一樣不計前嫌，委以重任。這樣的胸襟，在后來的帝王中，幾乎是看不到的。既然他能包容人，當(dāng)然，大家就會更加賣力的為其做事，而不只是為了一己之私。

只有君臣共商國家大事，才能廣開言路，避免相互間猜忌，這是讓社會面貌大為改觀的基礎(chǔ) 。而這一前提，就是要求這位皇帝懂得自我克制，簡單來說，就是：將手中權(quán)力的適度下沉。這樣，就形成了他那個時代的一個特點，大家都敢說話了。
這和后來某些個朝代相比，都是天壤之別。唐太宗在位期間，進諫的官員不下35人。就魏徵一人，便批評過200多件事。比如：公主出嫁這事，皇后想讓自己的女兒多帶些嫁妝，一般人也只是在背后嘀咕，不會真的去管。但是，魏徵卻比較較真，說：這個違反了禮法，對社會的影響不好。
此話是對的，古代宮廷的婚喪嫁娶，一樣有其制式規(guī)定。換做是一般的皇帝，也就打個哈哈過去了，但是，唐太宗倒是聽進去了。正是這樣的克制，才能維護好自己的形象，進而也穩(wěn)固了朝政。唐太宗很是明白， “犧牲”一點自己的權(quán)力，卻能換來天下的安寧和發(fā)展，其實，這是一樁很劃算的事情。
可以說，正是因為他對自身的要求頗高，所以，對官員的治理也很重視。由于，自身做的正，官吏自然會各守其職。唐太宗的善于接受批評，其實，就是“監(jiān)督、批評”的言傳身教案例。上行下效，社會風(fēng)氣自然就會正向，以至于，在他這個時期幾乎鮮有貪污之事。
話說，在魏征死后，唐太宗傷心地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可見，對于自己他還是相當(dāng)清醒的。

然而，唐太宗治國卻與其他朝代“吏治”的思路不太一樣，他并非依靠“法治” ，而是以自身言行，肅清了官場的風(fēng)紀(jì) 。但是，這并不表示他不重視法律，只不過，不“重刑”罷了。所以，開國后的種種施政方案，都是以不“重蹈覆轍”為前提。
唐太宗走過了隋朝的末年，他的那些臣子們也是一樣，大家都有心建設(shè)一個“新”的秩序。而這，就對他提出了要求。當(dāng)年，他能鼓動其父造反，內(nèi)心就有著不一樣的想法。所以，他對自己手中的權(quán)力，更多的是偏向了“自我約束” ，而在后人看來，這更像是一種“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