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回國之后的研究范圍在“塞外之史、殊族之文” 。其關于佛經翻譯傳播、西北歷史地理的研究，屬于西方東方學的分支 ， 充滿著比較與對比研究的思維 。在轉向中古史研究后 ， 這種學術方法被繼承下來 。1931年，陳寅恪有《庾信哀江南賦與杜甫詠懷古跡詩》，以杜甫《詠懷古跡》中“羯胡事主終無賴”一句，為庾信《哀江南賦》最末一節“天地之大德曰生”以下八句詩作解，開啟個人學術研究以詩解詩的模式 。1935年有《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 ， 從元白詩的記載中，尋求地方官吏法定俸料之外，可能存在的正當收入 。這是陳寅恪有意識進行的以詩證史的實踐 。在不斷開展學術實踐的基礎上，1939年陳寅恪在《讀哀江南賦》提出“古典今典說”：
【半路夫妻結局】解釋詞句，征引故實，必有時代限斷 。然時代劃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則難 。蓋所謂“今典”者，即作者當日之時事也 。
陳寅恪對今典古典的第一次界定有以下幾層意思：一、今典與古典的區分是因“解釋詞句 ， 征引故實”的需要而存在的；二、今典與古典的區分在時代，今典是今日之時事 ， 古典是歷史之故實；三、就解詩而言，對今典的把握難于對古典的把握 。
陳寅恪以《哀江南賦》為例，做了一個區分古典意象和今日時事的示范 。庾信原為梁朝人，與徐陵同為蕭綱的東宮學士，創“徐庾體” 。554年出使西魏，被留滯長安 。庾信熟悉齊梁文學聲律對偶之學，在西安洛陽的長期生活中，又接受北朝文學的蒼渾勁健之氣，是南北文學交融的主要人物，對唐代詩、賦的發展，有重要影響 。其晚年作品常有故國之思 。陳寅恪首先確定《哀江南賦》的寫作時間是在578年12月，周武帝已崩，宣帝即位 ， 尚未改元時期 。此時庾信65歲，已由洛陽刺史征還長安 。其次，論證庾信之作是其看到沈炯《歸魂賦》后而作 。沈炯南歸后有《歸魂賦》，欲求南歸而不可得的庾信有《哀江南賦》 。因此，學界人“注《哀江南賦》者，以《楚辭·招魂》之魂兮歸來哀江南一語，以釋其命名之旨 。雖能舉其遣詞之所本 ， 尚未盡其用意之相關 。是知古典矣，猶未知今典也” 。同理，其賦末結語為寫作意旨所在 。“豈知灞陵夜獵 ， 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二句，非僅用李將軍、楚王子之古典也，亦用當時之“今典”焉 。通曉“故時將軍”“咸陽布衣”的今典，才能充分理解庾信依戀江南不得南歸的痛苦 。
陳寅恪抗戰流亡中的三部著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被合稱為“唐史三書” ， 三書中作者對《元白詩箋證稿》增改最多 ， 持續時間最長 。此書初成時七萬余字，我們現在看到的通行本約26萬字 。其中以詩證史，詩史互證的例證甚多 。《元白詩箋證稿》是陳寅恪由歷史研究轉向文學研究的標志 。
文學研究一直是陳寅恪不能忘懷的領地 。他為王國維遺書作序，專門將王國維的文學研究立為一類，以為用外來觀念解讀中國戲曲小說是王氏開風氣之先之處 。陳寅恪多次在著述中提及自己喜讀小說，其晚年寫作《柳如是別傳》，專門注明自己在衰廢之年著書，“斯乃效《再生緣》之例，非仿《花月痕》之體也” 。又在《柳如是別傳》中別出心裁地指出：明末的吳越名姝，與清初《聊齋志異》齊魯狐女，分別是明、清兩代與南北兩地文人眼中的尤物 ， 時代與地域的差別，使文人對名姝和狐女的表現各有不同 。看似偶然一筆 ， 卻是作者熟悉中國小說的證明 。1953年以后，陳寅恪研究彈詞 ， 研究錢柳因緣，使陳寅恪向文學的研究跨出了一大步，也向以詩證史、詩史互證中的今典古典的發明應用跨出一大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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